丙子（初立）。。。。。初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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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问观察判官滴河马胤孙。。。。滳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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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廷又任命洋王李从璋暂主风翔事务。。。。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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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，我需要前往京师洛阳，应当朝哪个方向为好。。。。如果现在奉命调职，要路过京师，应该怎么办才好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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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戍（初十），昭义节度使皇甫立奏报石敬瑭叛乱。。。。戊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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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安国节度使安审琦为马军都指挥使。。。。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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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王的话，谁肯听他。。。。你现在所说的传位给许王的话，谁肯相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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振武西北巡检使安重荣戌守代北。。。戍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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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戍（十七日）。。。。。甲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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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汉主刘龚因为生病痊愈。。。刘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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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从宾为副部署兼诸军都虞侯。。。。张从宾为副部署兼诸军都虞侯。。。。。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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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三司侯官人蔡守蒙说。。。。。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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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备轻骑。。。。备好骏马

旧五代史，列传第五，张允：假有二人讼，一有罪，一无罪，若有罪见赦，则无罪者衔冤。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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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延光率领他的属众在牙门丧服迎接，使者宣读诏书将他释放。。。。囚服。。。。使者宣读诏书免除他的罪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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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丹遗派使者到洛阳、、、、、、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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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从宾失败，投奔广晋。。。。张从宾失败以后，他逃奔到广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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愤怒中不想到困难。。。。因为私愤，不顾及后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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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擎仪仗不接受所赐，诸将不能制止；曹仲达亲自去告谕大家，便都放下仪仗而拜受。。。。。应为兵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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弄得南、北都无所适从。。。。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不能立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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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多久，。。。。。还没渡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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擅自取官仓的麦子五百斛造酒，分给部民而犯罪。。。。他擅取官麦五百斛造酒曲，卖给百姓酿酒，然后再征收酒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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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丹使瀛州刺史刘延祚给后晋乐寿监军王峦写信。。。契丹让其瀛州刺史刘延祚给后晋乐寿监军王峦写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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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丹主派赵延寿身穿赭袍来到后晋营中抚慰士兵，指着赭袍说：“这都将是你的东西。”。。。。。契丹国主派赵延寿身穿赭袍亲自到后晋军营中抚慰士兵，对他说：“那些汉兵都是你的部下。”---------依据《辽史。赵延寿》：上喜，赐延寿龙凤赭袍，且曰：“汉兵皆尔所有，尔宜亲往抚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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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给他一支筹码。到第八支筹码时。。。。。就马上交给他一个计数的竹签。等到了第八个竹签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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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而返为仇雠。。。寇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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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奏章里多次贬抑这种作法。。。。对他们所奏之事大多进行抑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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翰林学士陶毂。。。。。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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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量向上诬告李屿谋反。苏逢吉听说后把他引诱过来。。。。阴谋向朝廷诬告李屿谋反。苏逢吉听说后诱导二人上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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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希萼又调遗各蛮族部落进攻迪田。。。调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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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教老师：战舰过，则运竹木以断其后。到底是谁断其后？是刘彦瑫自己破釜沉舟，还是父老们断的？如果是他自己？他为啥要战败逃跑？因为明明自己把后路断了，跑也困难。如果是父老，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组织能力？断后路的目的是什么？网上有一种解释说是父老断的：刘彦瑫重谢朗州父老慰问，并恳请其助战。其战舰通过后，父老们迅速运来竹木断路，以防马希萼自长沙回援朗州。但也有解释说父老是内奸，害他。也有说他自己断的。莫衷一是。我查阅《新五代史》、《十国春秋》，均未查到相关记载。

请老师指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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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晖已出益阳。。。。。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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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上文这段话中均以“刘彦瑫”为主导语，无论“父老争以牛酒犒军”还是“战舰过，则运竹木以断其后”，都是从动于其后的叙事。因而不难理解以竹木堵塞后路是刘彦瑫自己所为，不过抱以必胜之志而已。可惜，当刘彦瑫的舰队与马希萼的舰队交战于湄州时，火攻出现意外，风向回转，反烧向自己的舰队。此时，处于大火中的都府官兵无法继续战斗，刘彦瑫于慌乱中不得不引兵回撤，无奈回路又早被自己用竹木堵住，以至于“士卒战及溺死者数千人”。胡三省在给《通鉴》作音注时，于此处有言：“自断归路，则当死战，还走何为？”足以为证。

扼守栅栏掐断通湘西的路。。。。。扼守朗州兵通往湘西营寨的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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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盗窃脏物够三匹绢帛的处死。。。。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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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阖门使、知青州张凝上便宜。。。。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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纷拿如市。。。。。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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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令忠武节度使王彦超。。。。诏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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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兴节度使刘词遣送表书。。。永兴节度使刘词临终前上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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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宗于是释放了他。。。。世宗这才释然（孙晟并未在此刻获释，此后仍被扣留，最终因拒绝出卖南唐而被杀。可见此处并非释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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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汉在交城北山安葬神武帝刘。。。。刘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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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唐刘仁赡等候李继勋没有防备。。。。。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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臣司马光言：先前奉敕令编纂历代君臣事迹，又奉圣旨赐名《资治通鉴》，如今已经完成。臣生性愚钝，学问荒疏，所有事情都远不如人。唯独对前代史书，曾略尽心力，从幼到老，嗜好不倦。常担忧从司马迁、班固以来，史书文字繁多，平民百姓尚且读不完，何况人主日理万机，哪有时间遍览！臣不自量力，想删削冗长文字，举其机要，专门选取关系国家兴衰、牵涉百姓休戚、善可为法、恶可为戒的内容，编成一部编年史书。使先后有序，精粗不杂。但因个人力量单薄，未能完成。幸遇英宗皇帝，天赋睿智，推行文明之治，想通过阅览古事来扩大治道，于是下诏命臣编集。臣平生的愿望，一朝得以实现，于是踊跃奉承，唯恐不称职。先帝（英宗）又命臣自行选辟官属，在崇文院设立书局，允许借用龙图阁、天章阁、三馆、秘阁的书籍，赐给御府笔墨缯帛以及御前钱以供果饵，并派内臣负责接待。这种恩遇之荣，近臣都比不上。不幸书未进呈，先帝就去世了。陛下（神宗）继承大统，敬承先帝遗志，宠赐冠序，赐予嘉名（《资治通鉴》），每次开经筵，常令进读。臣虽愚顽，承蒙两朝知遇如此深厚，即使粉身碎骨，也难报万一。只要智力所及，岂敢遗漏！后来臣被差遣知永兴军，因衰老多病不能胜任繁剧政务，请求改任闲官。陛下俯从臣的请求，曲赐容养，差遣臣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，前后六任，仍允许将书局带在身边，给予俸禄，不责成具体职事。臣既无他事，得以专心致志，穷尽所有，日力不足，继之以夜。遍阅旧史，旁采小说，简牍堆积，浩如烟海，抉摘隐微，校核毫厘。上起战国，下终五代，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，修成二百九十四卷。又略举事目，以年为经，以国为纬，以备检索，成目录三十卷。又参考群书，评其异同，使归于一，成《考异》三十卷。合计三百五十四卷。自英宗治平年间开局，至今才完成。历时久远，其中难免有抵触矛盾之处，不敢自保；罪责深重，无可逃避。臣诚惶诚恐，叩首叩首。又念臣离开朝廷，已十五年。虽身在外地，区区之心，日夜寤寐，何尝不在陛下左右！只是才能低下，无可用之处，所以专心著述，以报大恩，希望能贡献涓滴之力，以裨益海岳之深。臣如今骨瘦如柴，视力昏花，牙齿所剩无几，神志衰耗，眼前做过的事，转身就忘。臣的精力，全在这部书上了。恳望陛下宽恕臣妄作之罪，体察臣愿忠之意，在清闲之时，时常赐览，鉴前世兴衰，考当今得失，嘉奖善行，怜悯恶行，择善而从，足以勉励稽古之盛德，达到前所未有的至治。使四海众生，都蒙受其福，那么臣虽死入九泉，志愿也永远实现了！
谨奉表陈进以闻。臣司马光诚惶诚恐，叩首叩首，谨言。
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、太中大夫、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、上柱国、河内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六百户、食实封一千户。

朕认为，君子要多记取前人的言论和行事，用以涵养自己的品德，所以才能刚健笃实，光辉日新。《尚书》也说：“君王要广求知识，以建立功业。”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春秋》，都是用来明辨得失的轨迹，保存王道的正统，为后世留下借鉴和警戒的。
汉代司马迁编纂石室金匮中的典籍，依据《左氏春秋》《国语》，推究《世本》《战国策》《楚汉春秋》，采录经传，网罗天下散失的旧闻，考订史实，驰骋于上下数千年之间，从黄帝开始，到武帝获麟为止，创制了纪、表、世家、书、传，后世修史的人无法改变这一体例。只要是非不违背圣人之道，褒贬出于至公至当，那就是良史的才能了。
追忆英宗皇帝，留心典籍，日理万机之余，从未放下过书卷。他曾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编次历代君臣事迹，让他在秘阁翻阅书籍，供给吏员、纸笔，上起周威烈王，下至五代。司马光的立意认为，周朝积弱，王室衰微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平王东迁后，齐、楚、秦、晋开始强大，齐桓公、晋文公相继称霸，尚且假借尊王的名义来号令天下；到周威烈王时，命大夫韩、赵、魏为诸侯，周朝虽未灭亡，但王制已荡然无存。这正是古人著述立意的出发点。书中所记载的明君良臣，切磋治道，议论的精妙之语，德刑的善政，天人的关系，吉凶祸福的根源，威福盛衰的根本，规划利害的成效，良将的方略，循吏的条教，以邪正来评判，以治乱为要旨，辞令的渊深厚重，箴谏的深切之义，真可谓完备了。全书涵盖十六个朝代，编成二百九十四卷，置于几案之间而尽知古今统系，广博而得其要领，简约而周于事理，真是典章法度的总汇，书册文献的渊林。
荀子说过：“要观察圣人的遗迹，就从那些最显著的入手，后王就是。”像汉文帝、汉宣帝，唐太宗，孔子所谓“我没有什么可批评的”。其余治世盛王，或有凄恻的爱民之心，或有忠利天下的教化，或知人善任，恭俭勤畏，也各得圣贤之一体，正如孟子所说：“我对于《武成》篇，只取其中两三策罢了。”至于那些荒淫倾危的君主，可以看出前车之鉴；乱贼奸邪之辈，都有履霜渐冻的苗头。《诗经》说：“殷商的鉴戒不远，就在夏桀的时代。”所以朕赐此书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以表明朕的意图。
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，奉圣旨读《资治通鉴》。当月九日，臣司马光初次进读，当面赐给御制序，命令等书成之日写入。

古代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来纪年记事，晋国的《乘》、楚国的《梼杌》虽然已不可复见，但经过孔子笔削的《春秋》，在周室东迁之后，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事迹如日月星辰般昭然。秦始皇消灭诸侯，焚烧天下书籍，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，其中讥讽指责秦的先人，所以他特别痛恨这些史书。《诗》《书》之所以能复现，是因为儒生们把它们藏在墙壁中。而各国史记各自藏于本国，国灭之后史书也随之消失，到汉朝时，只剩下秦国的史记。太史公司马迁依据《春秋》作成《十二诸侯年表》，依据秦记作成《六国年表》，三代则作《世表》。当时，黄帝以来的谱牒记录仍然存在，都有年数，司马迁稽考历法、谱牒、五德终始之说，发现都与古文有出入，而且说“孔子编次《尚书》，几乎没有年月；即使有一些，也大多缺失。孔子不加论次，大概是因为他谨慎”。司马迁继承了孔子的意思，所以他作三代表，只记世系而不记年份。汲冢的《纪年》出于晋太康初年，按编年顺序排列，从夏、商、周开始，到魏哀王二十年止，这是魏国的史记，逃脱了秦火的劫难而被晋朝得到，司马迁没能见到。司马迁的史书，虽然创立了纪、表、书、传、世家，从班固以下都不能改变其体例，虽然用“纪”来纪年，但记事非常简略，因为事情分见在志、传之中，纪本来就应当简略。自从荀悦《汉纪》以下，编年记事，历代都有人做。唯独梁武帝的《通史》达到六百卷，侯景之乱时，王僧辩平定建业，与文德殿的七万卷书一同西运，到江陵陷落时，这些书都被烧毁。唐代四库书中，编年类有四十一家，九百四十七卷，而王通（仲淹）的《元经》十五卷，萧颖士依照《春秋》义类所作的传一百卷，都已失传。如今四十一家之书，保存下来的也没有几种。乙部（史部）以司马迁、班固等人的书为正史，编年类次之，因为纪传表志体盛行，编年体只是以备史库收藏而已。
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编次历代君臣事迹，成为一部编年史书，神宗皇帝认为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，赐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并且亲自作序说明其立意的缘由。司马光（温公）的意图，专门选取关系国家盛衰、牵涉生民休戚、善可以为法、恶可以为戒的内容编成此书。在治平、熙宁年间，司马光与诸人议论国事，是非纷争，即使是萧何、曹参那种画一的治国方略也难以胜过变法者的口舌。他分司西京洛阳，不再参与朝廷议论，专心以书局为事。他那无法自抑的忠愤之情，表现在书中如智伯才德之论、樊英名实之说、唐太宗君臣议乐、李德裕与牛僧孺争维州事等等。至于黄幡绰、石野猪这样的俳谐之语，他也记录下来并告诉局中同僚，想保存这些以作警示，这些微言大义，后人不能完全理解。编年史难道只是简单的记事吗！
世上议论的人大多说：“经书用来载道，史书用来记事，史与经不可同日而语。”其实道无处不在，散见于事务之间，通过事情的得失成败，可以知道道是万世不变的，史书怎么能少呢！做君主的不知道《通鉴》，想治理却不知自治的根源，厌恶祸乱却不知防乱的方法。做臣子的不知道《通鉴》，则上不能侍奉君主，下不能治理百姓。做子弟的不知道《通鉴》，则立身行事必然辱没先人，所作所为不足以垂范后世。至于用兵打仗、创立制度，如果不知道借鉴古人成功的原因、警戒古人失败的原因，那么想求胜反而会败，想图利反而受害，这是必然的。
孔子编次《尚书》，从唐尧、虞舜开始，到《文侯之命》结束而连及秦国；《春秋》则始于鲁平王四十九年；左丘明传《春秋》，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赵襄子憎恨智伯之事；《通鉴》则从赵兴智灭开始记事。由此可见，孔子定《书》而作《春秋》，《通鉴》之作实际上是接续《春秋左氏传》之后的。
司马光遍览旧史，旁采小说，抉摘隐微，汇集为书，真是辛劳啊。而修书分工，汉代部分由刘攽负责，三国至南北朝由刘恕负责，唐代由范祖禹负责，各依其所长分配，都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才，历经十九年才完成。将十六朝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合为一书，岂是一个人的心思耳目所能做到的！
司马光自己说：“《通鉴》修成后，只有王胜之借去通读了一遍；其他人还没读完一页，就已经打哈欠想睡觉了。”所以正文二百九十四卷，有人未能全部阅读。至于《考异》三十卷，是用来参订各书记载的异同，使之归于一致。《目录》三十卷，以年为经，以国为纬，不仅使诸国杂然并录的事迹清晰有别，而且前代历法的更造、天文的失行，都实际著录在目录的上方，这岂能当作一般的目录来看待！
我的父亲笃好史学，淳祐癸卯年（1243年）开始患鼻衄，但仍不停读史，血洒在书上，遗迹至今还在。他常对我说：“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从服虔、应劭到刘氏三兄弟（刘敞、刘攽、刘奉世），注解已经很多了。章怀太子注《后汉书》，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，虽然偶有音释，其实是为了广异闻、补缺漏，以显示博洽。《晋书》的杨正衡注，《唐书》的窦苹、董冲注，我不取。徐无党注《五代史》，粗略说到欧阳修的书法义例，其他就没有涉及了。《通鉴》先前有刘安世的《音义》十卷，但世间不传。释文本出自蜀中史炤，冯时行为之作序，如今海陵的版本又有司马光之子司马康的《释文》，与史炤本大同小异。司马康（公休）在书局担任检阅官，他得到过司马光的亲传教诲，又与刘恕、范祖禹等人共同讲明，不应该出现那样的错误，我怀疑海陵的《释文》不是司马康所作。你能够加以刊正吗？”我拱手回答说：“愿意学习。”乙巳年（1245年），先父去世，我操持家务，又从事科举学业，但史学从未废弃。宝祐丙辰年（1256年），我考中进士，才开始全力投入这部书。在外地做官时，总是带着书随行；遇到有异书或高人，必定去请教。依照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的体例，整理成《广注》九十七卷；又著论十篇，从周到五代，略述兴亡大要。咸淳庚午年（1270年），我从淮河边回到杭州，延平廖公见后认为很好，请我到家中，让我校勘《通鉴》并教授他的子弟，为此撰写了《雠校通鉴凡例》。廖公又把我推荐给贾似道丞相。德祐乙亥年（1275年），我随军到江上，意见不被采纳，不久军队溃败，我从小路回到家乡。丙子年（1276年），浙东开始骚乱，我到新昌避乱；敌人追来，我带着家眷逃脱，但丢失了书稿。战乱平定后回家，又重新购得别本作注，开始把《考异》以及所注的内容分散到《通鉴》各文之下；历法、天文则随目录所记而附注。直到乙酉年（1285年）冬，才完成全稿。凡是纪事之本末、地名之同异、州县之建置与沿革、制度之因革损益，都详细说明其所以然。至于旧《释文》中的错误，都改正过来，著成《辩误》十二卷。
唉！注解《汉书》的人很多：晋灼汇集服虔、应劭的注解并辨析其是非，臣瓒总合诸家之说而加以驳正。到了颜师古新注，又讥讽服虔、应劭的疏漏尚多，苏林、晋灼的剖析很少，指责臣瓒多有差错，诋毁蔡谟多有矛盾，自称穷波讨源，构会甄释，没有遗憾了；然而刘氏兄弟之所以批评颜师古，就像颜师古批评前人一样。人苦于不能自知，前代注释的失误，我能知道；我自己注释的失误，我不能知道。再者，古人注书，文辞简约而义理显明；如今我的注释，博是博了，反过来要求简约，却未能做到。世道变迁，文公儒师相继凋谢，我无从取正。有人劝我北学于中原，唉，有志于此，但我已经衰老了！
旃蒙作噩（乙酉）年冬十一月乙酉日冬至，天台胡三省身之父书于梅磵蠖居。

历时6年，终于将网络版《资治通鉴》校对完毕。

6年前，我遭遇人生至暗时刻，彷徨苦闷，无可排解，于是决定研读这本书。先是在KINDLE上阅读，但是错误较多，对于初学者不够友好，于是我搜集各种版本，想要用自己绵薄之力，为有志于学习的人，提供一点帮助，然后我发现这个版本流传太广，甚至中国台湾省网络流传的也是这个版本，不可否认，这个版本对于古典文化的传播，确实做了很大贡献，但它不完美。于是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买了中华书局的胡三省音注版逐一校对。干了一段时间，发现这项工作子夜星老师一直在做，并且老师知识渊博，又有耐心，给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。
校对完毕，发现还是不够完美。
这是因为：
这个版本，明显是由多人翻译的，有的人翻译的非常好，有的人翻译的质量就不高，但是我自己本身水平不高，翻译的好的，我照抄作业就行，翻译的差的，我想改进却达不到相应的高度。
第二个原因，我从头校对过程中，自己的古文水平其实也是进步的，后面校对的要比前面的好。如果追求完美，还应该继续校对第二遍、第三遍。但是借用大师胡三省的话，我已经老了。虽然有心，但是精力似乎已经不允许了。
第三点，是我刚开始校对的时候，并没有AI辅助，因此很多资料，必须要自己查阅，但是现在AI很强大了，可以省去大量工作，所以我计划如果有精力，应该继续再用AI辅助校对一到两次。
校对完毕，看了大师胡三省的序，泪流满面。
感谢子夜星老师一直以来的谆谆教诲。
是为记。

魏文侯与群臣饮酒，奏乐间，。。。。正高兴。。。。乐是否应为高兴之意?后面多次提到乐，应该就是指高兴
周朝王子姬定出奔晋国。。。。楚国王子熊定出奔晋国。

秦军和魏军在彤地发生遭遇战。。。。秦国和魏国在彤地会盟。。。。。。《史记》《魏世家》，载：“二十一年，与秦会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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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国内乱与齐伐燕：燕王哙禅让子之，太子平与将军市被攻子之失败，齐宣王派匡章伐燕，五十日克之，燕王哙与子之皆死。

“是岁”的记录：在伐燕事件之后，紧跟着就是“是岁，齐宣王薨，子湣王地立”。

所以，在《资治通鉴》的叙事逻辑里，齐宣王是在一举吞并燕国、大获全胜的同年去世的，中间没有任何时间的停顿。而现代史学公认，齐宣王伐燕在公元前314年（宣王六年），去世则在公元前301年（宣王十九年），中间相隔13年。
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明确记载了齐国君主的传承世系与在位年份：

“齐威王三十六年卒，子宣王立；宣王十九年卒，子湣王立。”--20

这段话只说明了齐宣王的在位年限，并未直接给出具体的公元年份。“公元前301年”，是后世的史家将比对《史记》等史料与多个纪年系统（如五星聚合记录、周王室纪年等）进行综合推算后，对齐宣王十九年所对应的公历年份的确认。